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鳳陽花鼓話舊

2019-01-03 16:06:30 546人 已讀

摘要  在我國民間歌舞苑地中,鳳陽花鼓可說是歷風霜而不雕的一種勁草。其足跡之深遠,早已為人們所注目,但追溯其歷史,卻是不太容易的事。過去坊問流行《花鼓》戲本里,在《鳳陽歌》之前有這樣一段唱詞: 緊打鼓,慢敲鑼,你老聽我唱栽秧歌。別的歌兒都不唱,聽我唱唱“鳳陽歌”。說明鳳陽花鼓早年所唱的原是“栽秧歌”,打花鼓的也就是唱秧歌的。秧歌,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。早年,大江南北的農民在插秧和耘田時,要群唱秧歌。為了興歌、節歌、送歌,還要敲鑼打鼓,有時還有舞蹈。藝術與勞動相結合的這種美好傳統,逐漸形成一種風俗。南方各地方志里,多有記述。

 

在我國民間歌舞苑地中,風陽花鼓可說是歷風霜而不雕的一種勁草。其足跡之深遠,早已為人們所注目,但追溯其歷史,卻是不太容易的事。

過去坊間流行《花鼓》戲本里,在《鳳陽歌》之前有這樣一段唱詞: 

緊打鼓,慢敲鑼,你老聽我唱栽秧歌。

別的歌兒都不唱,聽我唱唱“鳳陽歌”。

說明風陽花鼓早年所唱的原是“栽秧歌”,打花鼓的也就是唱秧歌的。

秧歌,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。早年,大江南北的農民在插秧和耘田時,要群唱秧歌。為了興歌、節歌、送歌,還要敲鑼打鼓,有時還有舞蹈。藝術與勞動相結合的這種美好傳統,逐漸形成一種風俗。南方各地方志里,多有記述。

北宋王安石有《耘鼓》詩:逢逢戲場聲,壤壤戰時伍。日落未云休,田家亦良苦。問兒今隴上,聽此何莽鹵。昨日應官琳,州前看歌舞。

王安石是把“耘鼓”作為一種農具來寫的。這首詩,使我們知道當時耘田敲鼓是終日不息的,而且“逢逢”、“壤壤”如作戲,如臨戰,鼓點兒敲出了許多花樣。

后來打花鼓所用的鼓,正是從這種農具逐步衍化而來的。“花鼓”作為一種伎藝的記載,則見于末人吳自牧《夢梁錄》。該書卷二十“百戲伎藝”條記載“村落百戲之人”的“雜手藝”時,舉出了“花鼓”一項。

這些“村落百戲之人”,當時也稱“路歧”,就是流浪藝人。其中包括一大批來自宋金戰爭前線淮河一帶風陽地區的難民。平時玩慣了的秧歌鑼鼓,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之一。

人周密《武林舊書》卷六說:“或有路歧,不入勾欄,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,謂之‘打野呵’,此又藝之次者”。

宋人周南《山房集·劉先生傳》說:“市南有不逞者三人,女伴二人,莫知其為兄弟妻姒也,以謔丐錢。市人曰:是雜劇者。又曰:伶之類也。每會聚之沖,闐咽之市,官府廳事之旁,迎神之所,畫為場,資旁觀者笑之,自一錢以上皆取焉”。

這就是南宋時臨安等地“路歧”們演出的情況。

到了元末明初,又是二十余年的戰亂。鳳陽是朱元璋起義的根據地,也是戰亂慘重的地區。

朱元璋建國之初,風陽和當時全國許多地區一樣人口流亡,田地荒羌,蕭條不堪。朱元璋推行移民政策,作為恢垃和發展生產的措施之一。把農民從窄鄉(人多地少的地方)移到寬弓(人少田多之處)。洪武三年六月,徙蘇州、松江、嘉興、湖州、杭州無田農民四千多戶到臨壕(今鳳陽一帶),給牛、種、車、糧,三年不征其稅。又徒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。洪武九年十月,徙山西及真定一帶沒有產業的人到鳳陽屯田。十五年九月,遷廣東番禺、東莞、增城降民二萬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。十六年遷廣東清遠瑤民一千三百零七人于泗州屯田。(見《明史·食貨志一》、《明太祖實錄》)

明初,戶籍管理甚嚴,遷出的人口不得私自回原籍。永樂年間,鳳陽連遭多次災荒,農民還是不得不大量外流。明中葉以后,鳳陽地方水、旱、兵災連年不斷,農民只得背井離鄉,走州穿府,借歷來慣演的秧歌花鼓賣唱糊口了。于是,風陽花鼓就和苦難的人民結成了不解緣,隨著流亡的人群走遍天南地北。并且由秧歌鑼鼓而改制出便于攜帶的“鳳陽鼓”、“鳳陽鑼”。

明代鳳陽花鼓演唱的情況,周朝俊《紅梅記》傳奇第十九出《調牌》和第二十出《秋懷》中有所描寫。且看《調婢》出:

〔雜扮一男子,一婦人打鑼鼓上〕〔丑〕你是哪里人?〔雜〕鳳陽人?!渤蟆衬愦蛞煌ㄎ衣??!搽s唱〕緊打鼓兒慢篩鑼,聽我唱個動情歌。唱得不好休要賞,唱得好時賞錢多?!补囊煌ń椤场渤笮Α趁?/span>!妙!還有什么曲兒?〔雜〕有,有,有的——《上之回》、《白頭吟》、《烏夜啼》,都是古曲?!渤蟆衬愕轿依锩嫒?,轉過西廊,那畫欄桿內,唱個鉆心咬肺的曲兒,哄得里面人歡喜,我重重賞你金錢。

第二十出,“雜”作花鼓表演,唱的歌詞乃是唐人劉希夷的古詩《代悲白頭翁》—— “洛陽城東挑李花,飛來飛去落誰家?洛陽女兒惜顏色,行逢落花長嘆息。今年花落顏色改,明年花開復誰在?……”結果真的“鉆心咬肺”,把小姐感動得太息流淚。

周朝俊是浙江寧波人。《紅梅記》有明代隆慶、萬歷間的舊本??梢酝葡?/span>“咚咚花鼓鬧長街”的事,在那時已風行大江南二化了。

明代以來,這種“唱門子”是鳳陽花鼓演唱的一般方式。通常是女性一姑一嫂或男性一老一少組成一隊。男女合組則是新年社火或舞臺上的扮裝演出。

到了清代,風陽花鼓又有所發展。

趙翼《陔余叢考》卷四十一“風陽丐者”條,頗值得注意:“江蘇諸郡,每歲冬,必有風陽人來,……其唱歌則曰:‘家住廬州并風陽,鳳陽原是好地方,自從出了朱皇帝,十年倒有九年荒。’以為被荒而逐食也。然年不荒,亦來行乞如故?!厄救C瑣語》云:明太祖時,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,逃歸者有禁,是以托丐潛回,省墓探親,遂習以成俗,至今不改,理或然也。

這種說法不太可靠。托丐潛回省墓探親之事,在明初或許有之。但風陽人每冬外出主要原因還是“被荒而逐食”?;春恿饔驗幕念l仍,廣大人民賣唱行乞是為備荒而無可奈何的辦法。

趙氏說的是乾隆年間的事。清代鳳陽花鼓的內容有一項很童要的變化,擾是出現了埋怨“朱皇帝”的“鳳陽歌”。公開罵朱皇帝,在明代是不可能的事。而鳳陽花鼓里的“朱皇帝”,其實是歷來不顧人民死活的統治者的代稱。

大約也是在乾隆年間,有人以風陽藝人的悲苦生活為題材,編成了小戲《花鼓》,很快地成了當時“花部”戲曲的流行劇目?!毒Y白裘》(乾隆三十五年成書)第六集卷一,收有梆子腔《花鼓》。這出小戲里的《鳳陽歌》,成了風陽花鼓中最為動人的歌唱,二百年來流傳不息:

說鳳陽,話鳳陽,鳳陽原是好地方。

自從出了朱皇帝,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
大戶人家賣田地,小戶人家賣兒郎,

唯有我家沒有得賣,肩背鑼鼓走街坊。

京劇、漢劇、徽劇、秦腔、湘劇等,都有《打花鼓》,并且都保留了這首主題歌。

清代初年,隨著“花部”(與“雅部”昆腔相對稱的各地方聲腔)戲曲的興起,江南江北的花鼓歌舞也漸漸由演唱民歌小曲而向故事表演發展,演唱成段的故事,“貨郎段”、“西廂段”、“三國段”等,戲曲的因素加強。乾隆時代,開始有了“花鼓戲”的說法。

清人錢學綸《語新》說:“花鼓戲不知始于何時。其初乞丐為之,今沿城鄉搭棚唱演淫俚歌謠,……初村夫村婦看之,后則城里具有知識者亦不為嫌,甚至頂冠束帶,儼然視之,……余今年五十有四,當二十歲外猶未聞也?;蛟?,興將二十余年?;蛟?,某村作戲,寡婦再醮者若干人;某鄉演唱,婦女越禮者若干輩。后生小子著魔廢業,演習投伙,甚至染成心疾,歌唱發癲。

錢氏是江蘇松江人。按他的說法,乾隆三十六年時,江蘇松江才剛見花鼓戲,所謂“戲”也者,不過還是以表演民間歌謠為主。

乾隆、嘉慶間人諸聯《明齋小識》說“花鼓戲傳來三十年,而變者屢矣:始以男,繼以女;始以日,繼以夜;始于鄉野,繼于鎮市;始盛于村俗農甿,繼沿于紈绔子弟。

他也認為江蘇地區的花鼓戲是乾隆四十年前后開其端,并且說是“傳來”的。

花鼓之鄉風陽,由花鼓歌舞而向戲曲發展,可能更早一些。但由于鳳陽藝人所受摧殘的酷烈和物質生活的極端貧困,這個過程一直延長到清末,才形成成熟的“衛調花鼓”。

從以上兩條記載,我們可以知道形式簡陋的花鼓“戲”,在城鄉村鎮曾經是多么受群眾次迎。又可知它的內容對封建禮教的沖擊是何等厲害!因此,它當然也被封建衛道士們視為眼中釘。例如,明末的高攀龍在他立的《高氏憲約》中就規定:

“花鼓、淫戲。誨淫實甚,尤為民俗大害,務須密訪查拿,立予嚴懲。”(見余治《得一錄》卷十)

但是,封建社會“頂冠束帶”的階層里,也有些比較開明的人士,對花鼓并不反感。比如,作為“圣裔”的孔尚任就很欣賞風陽花鼓??滴跛氖吣?/span>(一七O八)元宵節,他在山西臨汾看了鳳陽花鼓的表演,滿腔熱情地寫了五首詩:

鳳陽少女踏春陽,踏到平陽勝故鄉。

舞袖弓腰都未忌,街西勾斷路人腸。

蹴鞠場中不用毬,輕輕對踢眼斜瞅。

分明學得秦樓舞,五采裙邊露鳳頭。

雨點花攢鼓襯鑼,春風吹袂影婆娑。

是誰傳與江南曲,壓倒仙人踏踏歌。

平夫鞵子宰長袍,便是兒郎態也嬌。

惱亂紅塵行到晚,何人收管鄭櫻桃?

脂濃粉談走天涯,不數宜春院里花。

結下風流無限恨,插秧時節懶還家。

這是孔氏所作《平陽竹枝詞五十首》中的重要部分,孔氏把這組詩叫做“踏歌詞”。他在平陽街頭看的是鳳陽藝人的“走花場”。表演者起碼有兩組一一表演“踢采球”的是兩個女子;另一組則是一男一女,“平頭鞵子宰長袍,便是兒郎態也嬌”為證??咨腥钨澝琅?/span>藝人象“十六國”時后趙“大趙天王”石季龍的“天王皇后”鄭櫻桃一樣的美麗。鄭櫻桃是出身歌舞妓的美人,《晉書·石季龍載記》述其事。后人也有以鄭櫻桃事詠于詩歌的,如唐人李商隱說“何因古樂有,唯有鄭櫻桃?!崩?/span>《鄭櫻桃歌》說: “美人姓鄭名櫻桃……風陽重門如意館,百尺金梯倚銀漢。自言富貴不可量,女為公主男為王……”因此,孔尚任就錯把鄭櫻桃當成鳳陽人。其實李詩中的“鳳陽”乃是石龍鄴城宮殿的“風陽門”,并非明太祖故鄉。

鳳陽花鼓本是“踏歌”(傳統悠久的秧歌)一類的民問歌舞,包容著豐征多彩的民間歌曲和舞蹈。她象生命力頑強的山花野草,到處可以生根。在我國文化史上,鳳陽花鼓長期以來發揮著交流各地歌舞藝術的媒介作用。

以孔尚任所說的山西而言,當地的藝術就和鳳陽花鼓有著親密的關系。風陽花鼓的表演,對山西的秧歌和道情(即孔尚任所說的“踏踏歌”)的影響很深?;ü牡膬热萦械囊鸦肷轿鞯难砀?。且看祁太秧歌《踢采球》的唱詞:

“二月里來龍抬頭,咱姐妹二人踢采球。大姐姐踢了個龍擺尾,二小妹這里比前走。走一走,扭一扭,踢了個獅子滾繡球。哎咳哎咳哎咳,踢得咱家姐妹二人兩鬢間兒水汗珠兒滴淋淋淋往下流。”這不正是孔尚任康熙四十七年看到的那場“蹴鞠場上不用毯,輕輕對踢眼斜瞅”嗎!這段秧歌的音樂旋律也是由鳳陽花鼓變來。

鳳陽藝人傳來的“江南曲”,對山西地方小戲的影響也顯而易見。如祁太秧歌《打花鼓》中有《茉莉花》一曲,與花鼓曲的《茉莉花》相似。永濟道情《二進掛畫》里也有《茉莉花》,其唱詞和旋律也是由“江南曲”化出。晉南郿嫮里也有花鼓小調。

不僅祁太秧歌有《打花鼓》,就連平陽地區的大戲蒲州梆子里也有《打花鼓》。

鳳陽花鼓藝人四處流動賣藝,有的就在外地扎了根,成為當地花鼓戲的“種子”。王紹猷《秦腔記聞》一書(一九四九年易俗社印),有一段關于花鼓在陜西流傳情況的生動記述: “打花鼓,即鳳陽花鼓,亦小戲中之小道也。自湖北安徽輸入,至商雄、山陽一帶。同(治)、光(緒)間謂北有名印福者,名噪一時。裝扮極其簡單,唱演時皆以小鑼小鼓節奏。所敲之皮鼓,兩面大小同,徑約六七寸,長約一尺五寸。今則商雒各屬,猶有斯戲。……光緒末葉,有山陽縣楊老四者,年未弱冠,精通此藝。初來富(平〕、耀(縣)各縣,就地表演,繼則登臺獻技,細膩纏綿,極其美觀。后習清曲(迷胡),名重一時。余于民五(一九一六年)駐軍耀縣,復見其人登場表演。十五年來,人仍如前,聲猶清脆,可謂天生名伶。富平魏寶珊有《楊老四贊》,描寫盡致”。

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,陜西省戲曲會演,商雒花鼓《屠夫狀元》(根據泗州戲《三蜷寒橋》改編),引起了極大的轟動。鳳陽花鼓的種子,在秦嶺南北出了絢麗的花朵。

在我國文化史上,風陽花鼓確實是不容忽視的一種藝術存在。留心考察風陽花鼓的足跡,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。

 

 

(原文刊載于《安徽大學學報》1980年第2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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